什么样的盗墓者才配叫“摸金校尉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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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淘沙官”到掘陵“厌胜”

两宋时期,盗墓行为已为时人深恶痛绝。宋人编著的文言小说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盗墓的故事,但大多以盗墓者掘陵后遭鬼魂索命而暴死为结局。然而在靖康之难后,宋室南迁,刘豫的伪齐政权却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“淘沙官”。

伪齐政权的统治者刘豫原为知济南府,金兵南下时献城投降,于宋绍兴二年(1128年)受封为“大齐皇帝”,实为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。刘豫所设的“淘沙官”是中国盗墓史上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“官方盗墓机构”(曹操设的“摸金校尉”属于军方机构)。关于他设此职的动机,《大金国志》中记载是因为“西京士兵卖玉注椀与三路都统,(刘)豫疑非民间物,勘鞠之,知得于山陵中”,于是任命刘从善为“河南淘沙官”,谷俊为“汴京淘沙官”,前者负责“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”。后者“发民间埋窖及无主坟墓中物”。可见“淘沙官”的职位名称前虽被冠以地名,但两者实则不以地域为划分,而是以墓葬类别分职,不同等级的陵墓都被作为发掘的对象。

《宋史》记载,自刘豫设“淘沙官”后,“两京冢墓发掘殆尽”。伪齐政权这种由政府主导,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的盗墓行为在历史上极为罕见,其性质与东汉时曹操所设的“摸金校尉”相似,主要是为了取财。不过在史上成规模的盗墓事件中,盗墓者的动机除了取财与政治复仇,还有种动机是带有迷信色彩的“厌胜”(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、物或魔怪的目的),,这一类盗墓行为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明代的民变中,“尽掘其先人冢墓”成为暴动者对统治阶层发泄仇恨的一种普遍方式。崇祯年间,农民军头目张献忠对曾率军围剿过他的明臣杨嗣昌恨之入骨,后来张献忠攻陷了杨嗣昌的老家武陵时,杨嗣昌已死,不能释怀的张献忠便“发其七世祖墓,焚嗣昌夫妇柩,断其尸见血”。此外,同时期还发生过首府周延儒的祖墓被暴动民众挖掘、明王妃冢遭盗发等事例,这种掘墓泄愤的现象在晚明民变的史料中尤其多见,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挖祖坟的传说。

明太祖朱元璋原为凤阳人士,凤阳的皇家陵墓中安葬着他的父母及兄嫂、侄儿的遗骨,陵园区外有城垣,内有护所、祭祀设施,陵前竖起高大的皇陵碑和成双成对的石像生。后来明皇室虽迁至北京,但对凤阳的皇陵历来保护有加。1635年,李自成攻克凤阳后,下令“焚皇陵”,继而引起天下震动。李自成此举的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报复式的泄愤,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农民军将领们笃信风水之说,认为焚毁凤阳皇陵可以破坏明王朝的国运,达到“厌胜”的效果。所以在“焚皇陵”后,农民军竟因此“势大炽”“声势益张”,士气空前振奋。明王朝则与之相反,北京朝廷因李自成在凤阳的一把火而陷入恐慌和沮丧的情绪中,崇祯皇帝闻讯后,身着素服哭祭太庙,并将“渎职”的漕运都御使杨一鹏斩首。到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对李自成耿耿于怀的崇祯皇帝以彼之道还之彼身,派明将汪乔年“发(李)自成先冢”。巧合的是,李自成于1644年攻破北京城,逼得崇祯皇帝自缢,灭亡了大明朝。但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稳,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来的清军击败,仓皇撤离北京,并于次年败死于九宫山。于是民间很快便有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互相挖祖坟,互坏风水的传说,大致是说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李自成挖了凤阳皇陵,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覆灭也是因为李氏祖坟被崇祯派人给掘了,将两个政权崩溃的原因归结为挖祖坟。这种传说只可能是后人对掘墓“厌胜”之说的一种附会。

其实相信掘墓能“厌胜”的并非只有李自成,在清廷与南明朝廷的战争中,清军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攻打明将郑成功部,进占漳州后,济度“尽发郑氏墓”,想以此诅咒郑家军。在整个清代的战争中,这种发掘敌方墓冢的野蛮行为很常见,无论是求财、复仇或“厌胜”,军事集团的盗墓行为在古代史中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。

东陵遗恨

清东陵墓葬分布图,清东陵的15座陵寝按照“居中为尊”、“长幼有序”、“尊卑有别”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

民国成立后,中国虽已在名义上走出帝制,但新兴掌权者们的身上依然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。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终于再次应验了“乱世起,盗墓昌”的规律。1928年7月,距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,宣布北伐完成才刚过一个月,一宗由军人集团主导的盗墓大案震惊了全国。遭劫的是埋葬清朝皇室的东陵,主使军阀孙殿英从此被冠以“东陵大盗”之头衔。此时离清王朝灭亡尚不足20载。

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30公里处,自顺治十八年(1661年)开始修建,前后历时247年,陆续建成大小15座陵园。东陵埋葬着清朝的5位皇帝、15位皇后、136位妃嫔、3位阿哥、2位公主共161人,晚清时期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死后也安葬于此。实际上东陵被盗劫并非到民国才发生,早在1900年庚子国难时期,八国联军就对东陵进行过洗劫和破坏。此外,担任护陵大臣的清室贵族毓彭也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,导致许多陵寝中的随葬珍宝被盗卖到市场上。当然,东陵遭遇最严重,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盗掘,是民国年间军阀孙殿英策划的一起集团武装盗墓行动。

孙殿英早年出身行伍,北伐战争前夕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直鲁联军第35师,北伐开始后,孙殿英奉命率部与国民党的北伐军多次交战,但败多胜少,一路向北溃退,最终于1928年改旗易帜,被国民政府收编。当时北洋政权濒临崩溃,国民政府的影响又还没完全建立,整个河北地区盗匪四起,秩序大乱。在这段破而未立、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里,如同一座宝库的清东陵无疑成为令军阀与土匪武装垂涎三尺的肥肉。早在1928年6月,奉系军阀集团第28军岳兆麟部的马福田团占据马兰峪后,就滋生了盗掘东陵之心。此时,孙殿英的部队驻扎于马伸桥,据东陵仅有10公里左右,同样想盗墓的他立即以剿匪为名,于7月2日夜下令下属的第8师师长率一团兵力攻击马福田部。两个盗墓集团进行了一轮厮杀后,马福田战败西逃,孙殿英部成功控制了东陵。7月3日,“在孙殿英直接指挥下,谎称进行军事演习,驱逐守陵人员,切断交通道路。又于深夜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墓门,官兵蜂拥而入,破棺掠尸,将能够抢夺的珍宝洗劫一空”。

裕陵与定东陵分别是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的陵寝,也是东陵盗墓案中遭洗劫最严重的两座陵墓。乾隆生前自称为“十全老人”,没想到身后却落得陵墓被盗,死无全尸的结局。据《世载堂杂忆》载,乾隆帝陵遭洗劫后,他的遗骸“下颏已碎为二,检验吏审而合之。上下齿本共三十六,体干高伟,骨皆紫黑色,股及脊犹黏有皮肉。……大体虽具,腰肋不甚全,又缺左胫,其余手指足趾诸零骸,竟无从觅”。而该书记载慈禧墓被盗的过程则更为具体,孙殿英的部队剖棺时,“西太后面貌如生,手指长白毛寸余。有兵士大呼,速以枪杆横置棺上,防僵尸起而伤人……西太后口中所含大珠一颗,亦放白光。玉枕长尺余,放绿光。其他珠宝,堆积棺中无算。大者由官长取去,小者各兵士阴纳衣袋中。众意犹未足,复移动西太后尸体,左右转侧,悉取布满棺底之珠宝以去……”东陵在遭孙殿英盗发后,又有“土匪继入拾遗”,无数珍宝被洗劫一空,损失不可估量。